悠悠岁月（十四）

本帖最後由大郭於 2014-10-23 22:08 編輯

   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和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在“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北京的许多中央机关，研究单位大批陆续迁入内地三线。医科院基础所也于69 年迁到四川简阳的一个山坳里。郭福芝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完全可以不去，但仍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随单位从北京南迁。到四川简阳后，基础所和其他两个研究所合并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西南分院。郭福芝开始在传达室做收发工作，后来被结合进领导班子任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三线单位一般都地处偏僻山村，他克服环境、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劫后余生的他拖着有病的身体又满腔热情的积极投入新的工作中。在非常困难条件下保存了科研队伍，培养了大批优秀医学科研人员，取得多项国家级科研成果，被评为院先进工作者，并出席78年全国科技大会，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78年单位回迁北京，就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
   八零年近70岁的郭福之又接受卫生部的新调令，任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负责筹建这所直属卫生部的大型现代化医院。他与同志们不分昼夜的积极做好筹建工作。像拓荒者一样从一片荒地开始，医院基建的设计施工、各种设施的计划和购置、各类科室的组建及人员配备、学科学术带头人的遴选等等无一例外的付出他的全部精力，并且亲自赴日本考察，和日方就设备问题谈判。真可谓老骥伏枥呕心沥血。为我国当时第一所最大的现代化医院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福芝从选择革命那一天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将他的一生都献给他所追求的事业，两袖清风一身正气。50年代在天津工作时，上下班就配有汽车接送。他工作单位在老六学校对面，但老六回家、返校从未坐过公车，连顺路车都没搭过，很小的孩子都是自己来回步行。刚解放时郭福芝老父亲在老家去世，村里乡亲们觉得：老人生前行医行善广积人脉，老人的儿子在外革命现在京城当官，丧事一定要大办。郭福芝知道后连夜自己骑着摩托车赶回原籍，家里和尚道士吹奏班子等都已请好。他立刻辞退并反复给家人做工作要从简办丧事，尽管老母亲和近亲很不情愿，但最后还是按他的意见办了。这件事当时在村里、县里引起很大的反响。中日友好医院筹建时期，他是一把手，新建医院需要大批医务人员和各类人员调入。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各地想调入中日友好医院不同专业医务人员的材料，组织上考虑他年近七旬夫妻有病，曾提出从外地再调一个从事医务工作的子女来身边照顾时，他一口回绝。郭福芝从简阳回迁北京后，当时大批人员同时回京，职工们住房非常紧张，男女职工分别住在协和医大的集体宿舍里。上级领导按他的资历和级别曾在59号大院给他安排一座二层小楼住房，但他主动让给两位学部委员（据说相当现在的院士）。自己却多年仍住协和医大东侧二楼一间办公室里。筹建中日友好医院时，单位在临近中日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给他借了一套两居室的楼房暂住，直到中日医院建成后才和普通职工一样分到一套不足80平米的医院宿舍楼房，直至去世。这是何等思想境界。这只是诸多事情之一二。忆往昔看今朝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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